提起民国才女苏青，曾感慨：
“古代女作家中我最喜欢李清照，近代最喜欢苏青。”
20世纪40年代，苏青以平实的笔调，大胆描写“饮食男女”之事，成为上海滩与张爱玲齐名的女性作家。
可惜命运弄人，苏青前半生大红大紫，后半生却孤苦无依。
在她身上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？
接下来，就让我们透过历史缝隙，走进一代才女苏青的人生。
1914年5月，苏青出生于一个浙江宁波的书香门第。
颇有文化涵养的长辈为她取名冯和仪，寓意“鸾凤和鸣，有凤来仪”。
苏青童年的大部分时间，是在外婆家度过的。
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，造就了她爽朗干脆的性格。
直至上小学的年纪，她才回到母亲身边，并在祖父的熏陶下，开始读书识字，并迷恋上了文学。
苏青老家楼梯处的拐角放着一个马桶，触手可及之处立着一个书橱，上面放着许多小说。
苏青经常坐在马桶上看小说，一坐就是半天。
有一次，家里的狗对着苏青坐着的方向狂吠不止，可苏青听不见似的只顾着看她的小说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大笑。
保姆闻声赶来，只见书柜上挂着一条草绳般粗壮的蛇，十分危险。
连狗都吓得狂叫，苏青却沉迷于小说，浑然不知，可见她有多痴迷文学了。
苏青八岁那年，一家人随父亲工作变动，搬到了上海，苏青随之转入上海的一所弄堂小学。
得益于家庭的影响，苏青从小就聪颖过人、成绩优异。
她一路考入中央大学，即现在的南京大学，成为一名女大学生。
苏青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胜心进入大学校园，对之后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，怎料还未毕业，就惨遭学校退学。
原来，苏青的父亲此前因病去世，孤儿寡母不得已搬回宁波，日子捉襟见肘。
高中毕业后，仰慕苏青已久的同学李钦后，托人向苏家求亲。
苏母深知自家近况，觉得李家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便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唯一的要求是等女儿大学毕业后再成婚。
可大学开学不久，苏青因自身条件优越，很快就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，追求者接踵而至。
李钦后担心未婚妻变心，不顾对方意愿，要求马上完婚。
婚后不久，苏青便因怀孕被学校勒令退学。
因结婚被迫中断了学业本就令苏青难过，可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丈夫竟与别人有染，还在自己生下女儿后，开始对自己冷言冷语。
事已至此，苏青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隔年，夫妻俩搬到上海。
丈夫外出工作，苏青则留在家里。
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，生活十分艰难。
由于没有收入，苏青只能跟丈夫要钱。
有一次，她向丈夫讨要生活费，却被打了一巴掌，还被嘲讽读书人竟也伸手要钱。
这一巴掌打碎了苏青的自尊心，却也将她彻底打醒。
她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实现经济独立，不靠男人养活自己。
苏青读中学时，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熏陶下，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，被同学们看作“天才的文艺女神”。
结婚之后，她对文学的热情丝毫未减，情绪低落时，便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，用读书写作排遣心中的苦闷。
不久，苏青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一篇《产女》，暗讽社会上的重男轻女的风气，并寄给主编《论语》杂志。
杂志编辑看后，格外欣赏苏青文字里的锐气，便将稿件题目改为《生男与育女》，随后刊登发表，苏青也得到了5元稿费。
1935年6月，文章一经发表，便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
这是苏青的初啼之作，也是她迈向文坛的第一步。
尝到甜头后，苏青又陆续在《论语》和《宇宙风》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，均取得不错的反响。
感情上不得志，写作便成为她的私人空间，她可以随时沉浸其中，尽情宣泄心中的憋屈和怨愤。
在那段苦闷的日子，写作不仅让她赚到稿费，也成为她排忧解难的出口。
眨眼间来到1944年。
彼时，苏青已经迎来自己的第五个孩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。
但儿子的到来并没有挽回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，她和丈夫最终还是离婚了。
回想过去风风雨雨的十年，苏青有感而发，她以自己为原型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结婚十年》。
小说出版后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，深得一些女性读者的喜爱。
这本小说前后刊印了18版之多，在当时的出版界可算是个奇迹，苏青也因此在上海滩名声大噪。
除了写作，苏青还创办了刊物《天地》，旨在以真实的声音反映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。
她坚信“选择自己经验范围内的东西写更能获得成功”，因此她聚焦于生活琐碎，写作了一系列散文，后来还集结出版了散文集《饮食男女》。
苏青的能量不容小觑。
刊物创办初期，从文坛、政坛的显赫人物，到崭露头角的作家，不少人都纷纷成为《天地》的作者，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张爱玲、、胡兰成等。
从家庭主妇到写作者，再到创业者，苏青面对困境，没有选择自怨自艾，而是迎难而上，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“天地”。
在文坛声名鹊起时，苏青受到当时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的欣赏，并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。
战后，陈公博因叛国罪被处以死刑。
苏青也因为曾与陈公博来往密切，而被人扣上了“文化汉奸”的帽子。
可苏青却毫不避讳，还在作品中对陈公博表示了同情。
在《天地》因故停刊后，她照旧过着日子，闲暇之余看看戏、读读书，与好友喝茶聊天，丝毫没有察觉到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苏青在上海加入妇女团体“妇女生产促进会”，试图找份工作。
寻求无果后，她再次拾笔写稿，可都没有得到回复。
在朋友的提醒下，她又向《上海日报》寄去多篇文章，结果不但没有收到稿费，还被认为有“讽刺新社会”的嫌疑而挨了批评，受到警告。
她的写作积极性再次受到打击。天无绝人之路。
1951年，上海市文化局举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公开招收学员。
苏青起初没有被录取，后来在贵人的帮助下，总算应考成功。
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认真学习理论知识，并顺利毕业。
毕业后，苏青辗转来到了芳华越剧团工作。
为了写剧本，她时常通宵达旦，但都没有取得成功。
才华得不到施展，生活越发困顿，为此苏青一度自暴自弃。
好在她足够坚强，不断总结失败经验，并大胆改编剧本。
很快，她又改编了《卖油郎》《屈原》等剧本，一上演就好评如潮，由她编剧的《宝玉与黛玉》更是连演三百多场。
已近不惑之年，还要为了生存辛苦奔波。
但命运没有就此翻转，反而继续跟她开玩笑。
在改变历史剧《司马迁》时，苏青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求教。没想到，在1955年的“胡风事件”中，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。
苏青也因为这封信受到牵连，被关进监狱，饱尝一年多的铁窗生涯才得以释放，但她的人生从此陷入悲惨境地。
出狱后，苏青的身心受到极大打击，物质匮乏，亲朋好友远离。
后来她被安排到红旗锡剧团担任编导，既要做配角唱戏，又要负责拨字幕，工作非常辛苦。
她尝试着写了一些剧本，可都毫无反响。
最艰难的时候，她甚至只能去看守剧院大门，苏青晚年的生活相当落魄，只能蜗居在仅有10平米的小屋里。
不仅如此，她还患上了很多慢性病，而微薄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支撑她去医院治病。
心灵深处的创伤、物质生活的恶劣、久病成疾的身体，无一不在摧残着苏青。
她曾向朋友倾诉：
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。”
1982年12月7日，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，苏青走完了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。
这一年，她69岁。
苏青的一生传奇而绚丽、热烈而寂寞，世人对她的评价也褒贬不一。
但无论如何，坎坷的婚姻生活、波折的人生境遇，这一切都没有磨灭苏青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。
她的悲欢故事告诉我们：
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我们都应该坚持自我成长和独立，勇敢地追求内心真正的梦想。
哪怕眼前困难重重，也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砥砺前行。